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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十大环保人物盘点(二)

1、吕植:推动商界力量关注环保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一个特殊的团队出现在会场内外。这是一个由中国企业家组成的“声援团”,成员包括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香港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锋尚国际董事长张在东、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九汉天成集团董事长宋军等人,而领队是一个女士——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

在吕植看来,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一方面可以学习别人做了什么,另一方面也能够把我们做的事情跟大家进行交流。”大会期间,吕植他们就发放了约500份关于中国节能减排情况介绍的小册子。

气候变化对吕植来说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她发现,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很多是负面的,甚至是不可逆的,如物种绝灭和生态系统的丧失。而这些负面影响往往由于人类的活动而加剧,其结果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生存。

作为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学科带头人,吕植2009年撰文呼吁,设立气候变化条件下濒危物种、旗舰物种和生态系统指示物种的“零绝灭”目标,全面调查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本底和现状,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由国家和社会共同投资实施保护。同时加大基础研究和对人才的培养,提高我国对气候变化适应的研究水平。

2、解振华:当之无愧的“气候部长”

哥本哈根当地时间2009年12月19日,当气候谈判最终达成共识,一直在谈判前线指挥的解振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作为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的一针见血和广征博引,也让谈判对手印象深刻。

德国媒体指出,中国在这次气候大会上表现抢眼,让世界看到一个“自信的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也指出,这个世界正处于“过渡期”,在哥本哈根看到的是“自信的中国”。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前期磋商阶段,谈判代表们一天只能睡上四五个小时,而食物已经简单到一根香蕉、一个苹果。“老解的身体并不好。”与解振华一位交往甚密的朋友告诉记者,“早先,老解还曾自己配药调节身体。”

但只要是在公众场合,解振华总是展现出一种自信、刚毅又略带憨厚的神情。“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态度是严肃的,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并希望本次大会取得成功。”解振华说,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拥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是真正的受害者。

赴哥本哈根之前,解振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坚定地表示:“既然已经做了决定,那么中国说话是算数的。”

3、苏伟:中国气候谈判第一嘴

一半黑发,一半银丝,戴着黑边眼镜的他看上去文质彬彬,但短短的寸头又给人一种干练的印象。

这就是苏伟——哥本哈根大会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气候谈判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

在这次谈判中,苏伟幽默的对答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面对发达国家的抠门,苏伟略带幽默地指出,“发达国家减排承诺不到位,欧盟两套标准针对中国不厚道”、“发达国家不能再开空头支票”、“人均2美元的援助还不够买棺材板”。

在12月16日上午的谈判中,主办方丹麦没有取得各国谈判代表的同意,试图将自行拟定的协议草案强加给大会讨论。

对此,苏伟在大会上三次拍案而起,他对大会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直言:“这一举动将严重影响到哥本哈根大会的成功。”巴西、印度、南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等都对中方的表态予以支持。

有报道称,苏伟谈判经验丰富,在担任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之前,苏伟在外交部条法司等部门工作,从1989年开始一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据称,中国能站在世界气候谈判舞台的中央,始于巴厘岛气候大会。苏伟后来向媒体回忆,2007年12月15日一早,大会主席和秘书处试图在没有中国等国的参与下召开大会,讨论并试图通过正在磋商的文件。他和同事两次举牌抗议并要求大会秘书长道歉,秘书长最终道歉。

苏伟说,这一及时的阻止非常关键,保证了《京都议定书》没有按照发达国家的意图,在第一个承诺期到期就被推翻,而是按照原计划制定了第二承诺期的行动指南——“巴厘路线图”。

在哥本哈根谈判期间,苏伟的精彩发言已被网民辑录为“苏伟语录”。12月9日早上,解振华三度被拒绝进入会场。苏伟用两句中国古话“事不过三”、“是可忍孰不可忍”表达了中方的强烈不满。他还用英语说:“大会开始第一天我不高兴,第二天是很不高兴,今天是非常的不高兴。”主办方随后对中国道歉。

4、潘岳:从台前走到幕后

2009年,有着“环保风云人物”之誉的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度过了“默默无闻”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潘岳基本上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但他并没有闲着。“他是一个不甘寂寞、不能容忍自己碌碌无为的人。”一位知情的人告诉记者。

在这一年里,作为中国环境经济政策积极倡导和主要推进者之一的他,一直在关注这项关乎中国环保命运的重大改革。在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调研时,潘岳希望研究人员们,“要将已经启动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工作做深做实,继续推动绿色信贷、证券、保险等政策手段对污染减排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努力协调相关部门,推进环境税收等政策研究取得更大进展。”

因为,建立起中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仅是最高决策层的期望,更是环保所必须。

让潘岳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中国环境税制的改革路线图已经基本确立:用3~5年时间,完善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等其他与环境相关的税种。尽快开征独立环境税;用2~4年时间,完善其他与环境相关的税种和税收政策;用3~4年时间,继续扩大环境税的征收范围。

而在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方面,多项改革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理解和配合,很多地方已经开展试点。

这一年,潘岳也特别关注基层环保建设。“基层是环保事业的根基所在,基层环保工作做得如何事关环保事业全局的成败,加强基层能力建设就是为环保事业强基固本。”潘岳说,环保工作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希望也在基层。

一位环保人士对记者说,这一年里,无论是环境经济政策的推进,还是各类环保公众参与活动,以及环保部的环保风暴,处处都能感觉到潘岳的身影。

5、吴昌华:“低碳中国”布道者

2009年,在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的带领下,该机构发表了《中国低碳领导力:城市》、《中国的清洁革命:低碳商机》等多份报告书。吴昌华言必称“低碳”,是当之无愧低碳布道者。

“虽然低碳经济的概念在2006年才被引入中国,但时隔3年,它正迅速从高端概念演变成全社会的行动,在新能源汽车、工业节能、低碳建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领域都大有作为。”吴昌华认为,随着巨额商业投资流入低碳相关的产业,世界经济向低碳转轨的趋势愈发明显。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如何选择发展模式将深刻地影响世界。

吴昌华拥有16年的中国环境专家职业生涯。在加入气候组织之前,她是安社环境与能源咨询公司(美国)的中国区总经理兼执行董事,与多家跨国公司紧密合作,协助它们在中国发展商业;回国之前,吴昌华曾在位于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的世界资源研究所(WRI)领导着中国研究项目,并为一些著名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W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做顾问。

吴昌华还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专家顾问组成员,为2009年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可能达成的全球气候协议献计献策。

作为气候组织“全球示范先行项目”的带头人,吴昌华在中国率先推动包括金融机构、企业、政府三方在内“低碳解决方案”,加速这些解决方案在城市范围内规模化的过程。

吴昌华认为,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心,在这股全球性的低碳经济浪潮中,必需承担其历史使命,发挥领导作用,成为低碳城市。而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低碳转型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和企业自筹远远不够,需要建立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吸引商业资本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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